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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阳书院:屈原文化开启兴化千年文脉

时间:2017-12-02 15:51来源:未知 作者:兴化市网上家校编 点击:
内容摘要:昭阳书院:屈原文化开启兴化千年文脉 原创 2017-12-01 汪夕禄 昭阳书院 忆故人 陈熙珵-古琴曲集 兴化古为蛮荒地,饱受海患,地瘠物薄,后经昭阳围海造田,算是勉强可以生息。人们称......

 

昭阳书院:屈原文化开启兴化千年文脉

 2017-12-01 汪夕禄 

 

忆故人陈熙珵 - 古琴曲集

兴化古为蛮荒地,饱受海患,地瘠物薄,后经昭阳围海造田,算是勉强可以生息。人们称古兴化之地为昭阳,并建山子庙,感激昭阳将军的开化之功。而屈原则从文化的层面给楚地兴化丰富的养料,星火相传,虽历经千年,从未中断。兴化虽曾属楚,其实离楚地核心很远,边隅小地,楚国的确很难辐射得到。然而,千百年来,兴化人一直以楚人自居,兴化又被人称为“楚水”、“楚阳”,究其原因,乃是兴化人对楚国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使然。这种认同和归属,如若追根溯源,当然要追溯到屈原及其所代表的楚文化上。


前面已经谈过,屈原对兴化的最世俗的影响,便是每年一度的端午节风俗习惯,以及为纪念屈原而建的“三闾遗庙”、“竞渡庙”等实体祭祀场所。最近几年,兴化所恢复的乌巾荡龙舟大赛,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政府及民间的进一步复兴,同时也是对屈原文化的显性继承和发展。


当然,屈原文化对兴化的影响远不止这些,他伟大的人格、独特的文学影响了兴化一代又一代人。


 

 

 

屈原文化博大精深,集中体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同情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,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。民本思想是其核心,他思想上同情人民,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从政期间,他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。在兴化历史之中,无论是兴化籍在外为官者,还是宰邑兴化的官员,都继承了屈原的这种民本思想。


明万历十九年(1591年)《兴化县新志》(明欧阳东凤修,以下简称欧志)云:


“兴邑素号难治,代有名贤出宰其土,如范如詹,筑堤捍海,利赖之功,百世未艾也。近则修堤如刘,均田如傅,筑城如胡,有大功德如李如王,出入琐闼拳拳不忘甘棠之荫,吾邑一何幸哉!”


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《兴化县志》(清张可立修,以下简称张志)又云:


“名宦首称文正尚矣,第以循良论,则张、詹、欧阳其次也,胡、傅、翁、李又其次也,邑民户户家祝宜矣。”


这些地方官,无论身处哪个朝代,哪个时期,心里都装着百姓,为政的第一要务都是从百姓出发,真正有屈原遗风。


 

 

 

特别是范仲淹,在踏上仕途之初就宰邑兴化,倡修捍海堤,建学宫,兴文化,成为兴化名宦之首,形成独特的景范文化。而景范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也是脱胎于屈原文化,即将屈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。在兴化期间,范仲淹在沧浪河畔三闾大夫庙南侧的沙咀处建起了沧浪馆,又于北侧建濯缨亭,正是借此表达对屈原的敬意,以及对屈原文化的继承。


同样,在外为官的兴化籍士人,也是一心以百姓为重,清如水明如镜。比较有影响的有郑板桥和宗臣、宗周父子。板桥为官数载,两袖清风。史载板桥:


 


“曾任范县令,爱民如子。室无贿赂,案无留牍。公之余辄与文士畅饮咏诗,至有忘其为长吏者。迁潍县,值岁荒,人相食。燮开仓赈济,或阻之,燮曰:‘此何时,若辗转申报,民岂得活乎?上有谴,我任之。’即发谷与民,活万余人。去任之日,父老沿途送之。”

 

可见其爱民之深。宗周、宗臣氏父子为官任上,亦能做到以民为本。


屈原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精神楷模,他是一切善良、正直的爱国志士、清廉官吏、学子寒儒及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心目中的圣人,是忠诚爱国文人的代表形象。不少兴化文人赋诗对屈原表达了怀念和敬意。兴化诗人王熹儒作《三闾大夫庙》:


“遗庙古城外,东风花乱吹。奠桨需吉日,竞渡忆当时。蚁垒真空砌,蛛丝补败旗。三湘望不见,漠漠暮天垂。”


刘熙载亦作诗,与屈原隔了千年时空交流,俨然知己。诗云:


“屈子祠高夕照前,孤忠千古动流连。自知謇直匡时拙,岂谓灵修拒谏坚。虚阁回风仍飒飒,闲阶芳草自年年。一生血泪离骚在,不为词章重昔贤。” 

 

另一方面,屈原文化里面又有一种深沉的恋土怀乡、勇于抗争的精神因子。潘啸龙在《“楚辞”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》一文里如此写道:“由于历史的原因,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北方中原民族,还处在相对落后阶段。这里原始的‘巫风’尚未消歇,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,楚人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‘诗礼’文化的约束,而更多倾向于‘情感型’的躁急、偏执和犷放不羁。同时,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、周人的歧视和排斥,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,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,方争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,故其宗土观念、民族自尊也特别强烈。”屈原正是楚文化深于情的代表。它的这种精神对兴化历代遗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兴化只是偏远小邑,明清易代之时,却出现了一批不肯与新政权合作的士人。他们与扬州反清复明活动相呼应,单单兴化一县,进入南明王朝中枢机构的就有刑部尚书解学龙、大理寺丞李清、兵科右给谏韩如愈、户部尚书李长倩。其中解学龙深受屈原影响,一生忠君爱国,弘光破灭之际,效仿屈原而投扬子江殉国。他们的坚持,固然与这一批兴化大族世受皇恩有关,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屈原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李长倩的儿子李淦。这位兴化著名诗人,一直随父亲任上,李长倩自杀殉国之后,他痛不欲生入深山隐匿,坚持不仕新朝。因李淦素有文名,清统治者为收拢南方士人之心,到山里搜寻李淦,希望其能出山仕新朝。李淦一介书生,坚决不为清人所用,以披麻佯狂拒绝出仕。


屈原以伟大诗人之名流芳千古,他是“楚辞”这一诗体的代表人物,开创了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吟到个人创新的时代。他的浪漫主义,神奇瑰丽的文字表达,勇于创新的文学精神,对兴化历代的文学创作影响颇大。元末明初兴化人施耐庵著《水浒》,想象之丰富,描写之细致,虽写现实,不乏浪漫情怀,虽写反抗,却处处不忘忠义。明代兴化道士陆西星著《封神演义》(《辞海》:一说陆西星作,西星为明代道士),书中的想象更是神奇,直追屈骚。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敢于创新,自创板桥体,所著诗文不甘俗套,皆清新可闻。当代,以毕飞宇为代表的一批兴化作家,在全国文坛影响颇大,被评论界称为兴化作家群。


有研究者认为,“兴化文学”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,只不过一直没有被命名,它的出现绝非偶然,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屈原,兴化人民相信他曾在兴化“行吟泽畔”,至宋代客官兴化的范仲淹又给兴化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文正流风。兴化文脉自屈原,至范仲淹、施耐庵、郑板桥、刘熙载一路延续至兴化当代作家群,从未间断,被今人称为“兴化文学现象”。


 

 

 

“三闾遗庙”是“昭阳十二景”当中成型比较早的景点,也是最可以与全国相呼应的文化景观,它与“阳山夕照”一起,证明了兴化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。“三闾遗庙”是屈原与兴化关系的明证,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可供人拜祭怀古的庙宇,而是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的传承,从这个角度来说,它的实体的消失就显得没有那么可怕。因为有一脉相承的屈原文化基因在如今的兴化文化当中,所以对于重建三闾遗庙、竞渡庙等纪念屈原的庙宇,当不会遇到阻力,至少不会在文化认同上出现障碍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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